山西晋煤集团财务公司揭牌

从道义论的平等观来看，农民应该获得平等待遇，只是因为作为人，他们具有与其他人平等的道德地位，由此他们理应获得平等的权利。

此等字句，若缀诸文字之内，其意固自可通，然以此作为名词，实未得取义之正。在民商法、刑事法、诉讼法等领域，日本在移植西方法的同时，也都保留了其本土的特色。

《民国民律草案》也规定：家属为婚姻、立嗣或出嗣者，须得家长之同意（第1078条）。之后，在马科斯（FerdinandMarcos, 1917-1989）任总统期间，也曾通过一部宪法。在接下来的短暂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至1912年3月）、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1912年3月至1927年4月）和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至1949年10月）期间，中国继续了清王朝末期模仿西方制定中国自己法律的传统，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参议院法》(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以及在1928至1935年间相继推出的《民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法院组织法》、《破产法》、《著作权法》、《工厂法》、《渔业法》、《商标法》、《银行法》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法律体系。在被告是无行为能力人之场合，设定代理人。1899年《菲律宾共和国政治宪法》，参照法国、比利时、墨西哥、巴西等国宪法而制定，吸收了西方宪政中的总统制、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

[31]参见前引[16]，何勤华书，第192页。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况且，大陆法系国家更倾向于通过违宪审查来规制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其被滥用，受到制约的法院更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

当然，公益与私益的界限会因时因势而变，自20世纪末期以来，在公民参与司法的司法改革口号下诸如加拿大等国的调解制度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拓展，被应用于城市规划、建筑和环境争议的解决。在社会的实体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靠行政力量整合传统碎片化的调解所形成的大调解体制难以包揽纠纷的解决。三是专业程度高、需要专业知识和见解的专业性调解事件。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

[11]   二、调解的兴起与审判的衰落 （一）审判的衰落 通过对近十年来法院调解数据的统计，就可以得出调解超越审判的结论。2010年撤诉数量增至1619063件，撤诉比率增至26。

交通事故、合伙协议等，应该先行调解。如果遇到下列情形，则应当认为不适合调解：（1）对多数人造成广泛影响的政策性纠纷，如涉及公法利益、公共政策的案件，其解决结果会影响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这类纠纷更适合通过诉讼解决，而不适宜通过调解化解。上述分析表明，大调解机制的空前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续，是政治诉求因素而非解决积案和资源的短缺因素在制度构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调解制度的工具主义思维反而会为压制权利提供借口，从而不利于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因为在传统社会解体、市民权利关系生成的过程中，把调解纳入审判体系并使其制度化是通过运用调解这种非权利的纠纷处理方式来压制权利意识或权利观念的一种政治策略。

四是作为债权回收和债务处理的一环的特定调解。在上级政府维稳的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等责任追究的巨大压力下，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增强司法权威，完善纠纷解决程序，远比追求天下无讼的乌托邦更为重要。（四）调解发展的法系意识 中国当代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向现代化迈进，使调解成为一个真正自治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便要破除大调解与西方现代调解制度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在保留自身调解优良传统的同时，汲取国际调解经验。

参见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在2002 －2004年一系列支持法院调解的法律文件出台之后，2003 － 2010年间，调解结案数量和比率逐年增长，2003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数量为1322220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是29。

当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适性的纠纷解决体制。但是，在《人民调解法》实施的一年半时间里，社会各界对其抱有的热情开始急剧衰减，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人民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到法院请求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寥寥无几，为数不少的法院甚至一起这样的案件都未曾受理过，各种调解方式间的碎片化倾向，并没有因为立法规定的衔接形式而走到一起。

第三，大调解的目的主要在于将纠纷化解于基层，实现纠纷的就地解决。但整体上看，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互补的纠纷解决方法，调解和审判各有自身的优劣长短，因而由一种方法包揽纠纷解决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在司法政策上过分强调大调解的作用而压制审判，只会对我国的纠纷解决生态造成破坏，正义也会越来越遥不可及。法律的教化功能也在降低，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法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其相互衔接的形式包括：在法院设立诉前调解服务中心的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模式。由于和解剥夺了司法发现事实和进行法律解释及法律处理的机会，虽然解决了纠纷，却不一定能够实现正义，甚至可能会破坏一些公共价值和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以调解为中心的司法政策于2007年岁末得以最终确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为新一轮司法改革定下了基调。

民事调停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比重约为7.5％，且其中87％是依法院交付调停的案件。（3）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

社会对于再婚妇女不得歧视。但国会兼行弹劾权时，既使政府在国会上下两院中受两个婆婆管，左右为难，在现代政党制度下又会加剧党争，还使国会无法集中精力立法，因此必须独立并行。

然而，就在同年12月10日，因美西战争后签署的《巴黎条约》，菲律宾又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21]参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5页。

同年，清政府还制定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除进一步确认上述法律和法律草案中已经确立的审判公开等制度和原则外，还进一步将西方和日本司法制度中的各项主要内容，如律师、[12]辩论、一事不再理、不告不理、自由心证、直接受理、原被告待遇平等、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反对刑讯逼供）等原则和制度规定了下来。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禁止离婚，而菲律宾自古就有随意离婚的倾向，于是教会法对此进行了很大改造，将不准离婚这一规定硬性地贯彻了下去，直至目前，菲律宾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法律上不允许离婚的国家之一。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以前关于亲权的行使，都强调父亲为先，而民法第1089条规定，亲权的行使，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进行。

[18]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宗祧继承的经典表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过度批判、抵制对外国法律的吸收、借鉴和移植的问题。

[32] 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和中国的君权实践均有弊端。[34]谢瀛洲：《五权宪法大纲》，北平商业印刷局1928年版，第55页。

但如果从法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分析，这种宪法典（包括其他法典）的抄来抄去，也是法的国际化、趋同化浪潮（规律）的表现之一。查中国于嗣续宗祧等项，多通用‘继承字，[23]故此编改曰‘继承，而关于继承之法，曰‘继承法。

该大纲从其根本精神来看，就是日本1889年明治宪法的翻版，[7]有些条文几乎就是全文照抄照搬。当然，日本在法的本土化方面最为经典（或者说最为失败）的例子，则是移植英国陪审制的过程。[44] 通过上述对菲律宾、印度和日本三个国家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简要论述，[45]结合前面中国近代的情况，我们可以获得颇有价值的启示。[45]肖光辉最近出版的《法律移植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基于中、日、印、土亚洲四国的观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还对土耳其移植外来法律文化及其所进行的本土化，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1923年3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教育会上重新阐述了他于20年前提出的五权宪法的内涵，他指出：所谓宪法者，就是将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而独立。中国近代的立法者，则没有照搬日本法学者的做法，而是改造了中国封建传统法律术语，将承继和继嗣相结合，使用了继承一词。

至于这一范例是否成功，其利弊得失如何，是否改变了中国的宪政实践，则还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对此的研究也需要宪法学界做出更多的关注和努力。第一，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和法的国际化与法的本土化，虽然含义非常接近，大体上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情况下也是可以通用的，但是仔细推敲，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注释: [1]曹全来：《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29]参见[日]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上），有斐阁1938年版，第99页。